走近王珊——访CCF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珊教授

王老师，首先祝贺您获得CCF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对您一生成就的肯定。请您讲讲您是怎样从一个江南女子，走上了科学之路？

王珊：我虽然出生在苏州，却是在无锡长大的。我18岁考到北京，现在已经是北方人了（笑）。走上科学之路完全是受老师的影响。我在无锡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时，我的两个物理老师讲课讲得都十分生动，使我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就想，物理比化学好，化学是记忆性的，物理需要动脑筋，我喜欢这个。填报大学志愿时，我也不知道报哪里的学校好，还是老师跟我说：“你呀，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这样，我在1962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当时，高校六十条^１刚刚出来，高校按分数录取，不怎么看出身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加之北大的老师特别认真负责，讲课讲得非常详细。这也是北大给我的最最重要的东西，让我打下了好的基础。

那时候我们上学，除了课堂，就是抢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我常常看到老师们也都在系里的阅览室看书备课。我上大学6年，只回过一次家，假期都在学校。老师也是那样，假期也在系阅览室里。我们在毕业50周年庆祝会上才知道，当时老师们都有一个心愿，即把自己的学生冲着获得诺贝尔奖来培养的，所以他们甘愿坐冷板凳、甘愿辛勤付出。老师的认真负责、耐心教导、严格要求，都深深影响了我。这也是我现在当老师认真负责的原因，这都是北大老师留给我的。

听说李国杰院士是您的同学。他是我十分敬佩的科学家。他创办了《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CCF），做了十几年主编，我在他手下工作了十年，很幸福的十年经历。您跟他都是学霸型的，说考北大就能考上北大。

王珊：李国杰是我同学，我们是同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的，他在一班，我在四班。

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天赋，还是老师教得好（在叙述时，王老师一直将功劳放在教过她的老师身上）。从1962年到1966年，我在物理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我们去四川眉山搞“四清”，回北京的火车上，听到了聂元梓等人张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消息，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又复课了一段时间。1968年，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铁道部唐山机车车辆厂工作。报到时，人事处看了我的学历说，“噢，学物理的呀，去当电工吧。”就这样，我当上了电工。我个子小，身上背着个工具袋，装满了钳子改锥。虽然电工与我们所学的物理差别很大，但由于在北大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教育底子，电工的这些工作我很快就掌握了。

北大老师曾说过：“学习就是要‘从薄到厚，从厚到薄’。即把一本书的原理、定理的证明过程搞清楚，还要看许多参考书籍，使自己的知识越来越厚；掌握知识后，还要把知识消化成自己的能力，能够应用，变成薄的。”老师的教育和北大踏实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也对我后来学习计算机起了重要作用。

那您怎么又到了计算机领域？

王珊：那是1978年，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考上研究生了，还告诉我，我也可以考，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成立的经济信息管理系也在招收理工科的研究生。由于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我又在天津郊区工作（从唐山机车车辆厂调到天津铁路信号厂，也是铁道部系统），都不知道可以考研究生的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既兴奋又有些思想斗争，这么多年不摸书了，何况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怎么办？后来想了想，觉得还是要学习。那个同学说，中国人民大学萨师煊老师在研究数据库，可以读他的研究生。于是我买了计算机方面的书开始自学。一学，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感觉比物理容易多了。那时，我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还要复习功课。工厂的人说，“你还是不要去吧，厂子里也非常需要你。”“我十年没摸书了，肯定考不上。”我说。没想到，我还真考上了。

我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了计算机。在上研究生课程时先补了本科课程。那时，系主任萨师煊老师请北大杨芙清老师、中科院仲萃豪等专家给我们讲操作系统，萨师煊老师亲自讲数据库。我35岁改行学计算机，越学越觉得计算机的用处大。我是学了以后才喜欢上计算机的。我很幸运，遇到了萨老师。他人品特别好，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怀。我读研究生时，孩子还很小，我两周回一次天津看望他们。有一次我的大女儿生病发烧40多度，喊着“妈妈您别走了”，我实在不忍心，星期一就没回学校，等她好一点了第二天才赶回学校。萨老师很关心我，怕我落下课。我还是很勤奋的，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开始自学了……

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去考研究生，也不会开启我的计算机生涯。我是1979年入学，1981年毕业。我感到：年龄大一些的人学习，理解力强，学起计算机原理、数据结构、编译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等内容要比我之前学习四大力学容易得多。计算机的逻辑思维比较强，也比较适合我。我毕业后就留校当萨老师的助教。

《数据库系统概论》教材伴随了您的一生？

王珊：的确。我跟着萨老师编写《数据库系统概论》，是从留校后开始的。萨老师在全国率先开设了数据库系统概论课程。当时，数据库课程没有出版的教材，学生的教材大都是萨老师的油印讲义。编写数据库教材是萨老师的愿望。萨老师让我协助他整理讲义，查阅国外教材和资料，编写教材。1982年《数据库系统概论》脱稿，198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国家教委指定为电子计算机软件专业核心课教材。后来萨老师得了帕金森病，不方便写字，主要由我执笔，一版一版地编修，和萨老师讨论定稿。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明数据库原理、技术和理论的教材，被公认为国内数据库领域的权威教材，因而也三次荣获教育部和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到今年3月已出版了第6版，总计印刷约400万册。

（真了不起！我不禁赞叹。）

在计算机界，人大的数据库是一面旗帜，我要接好这面旗帜。萨老师开创的数据库学科的领先地位，我们有责任将它保持下去，这也是一种传承。

研究计算机的人将数据库比作人脑的记忆系统，没有数据库，计算机就没有数据的存储、记忆、管理，也无从进行其他更多的处理与操作。数据库的发展直接显示了一个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的水平，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

萨老师不但指导我学习、工作，他还有非常高远的国际视野。他非常支持我到国外学习。1984至1986年，我受美国马里兰大学姚诗斌教授邀请到他那里做访问学者，参与研发“可扩展关系数据库系统XDB”。

这次国外的学习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深感我国要发展数据库技术，应该建立自己的研究所。于是，我给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写了一封信：“……成立研究所确实是当务之急。我们要集中人力，搞一些切实的研究课题，开发真正能与国外竞争的数据库系统、应用生成系统等产品……”我的建议得到学校的支持。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知识工程研究所成立，我担任所长。人大数据库师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在大学任教，除了编写教材，教学的任务也很繁重吧？

研究所成立后，你们又承担了哪些国家项目？

王珊：20世纪80年代，国外软件产品以其先进的技术、完备的功能，占领并划分了中国市场。如何研发自己的产品，是研究所成立后我们着重考虑的问题。凡是建立信息系统都要建立数据库；数据库系统的应用已从企业管理、事务处理扩展到工程设计，并进一步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在科研攻关中，一定要重视成果的应用前景。

我们先后承担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高基重大专项等。例如，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软总公司、华中理工大学共同承担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的专题成果“中国开放式数据库系统（COBASE）”，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1995年，电子工业部主持了对这个项目的鉴定会，张效祥院士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张先生十分认真，在鉴定会之前，就让人将相关材料给他送去，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会把人找来，询问先进性在哪里。经过鉴定专家委员会的认真讨论，认为这个项目“成功地开发了具有自主版权的实用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在技术上达到90年代初期的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承担的863项目“并行数据库和知识库系统（PBASE/1）”由我担任项目负责人，完成后，国家教委在1996年6月主持了鉴定会。国家教委再次请张效祥院士担任此次鉴定委员会主席，萨老师也参加了。鉴定意见是这样说的：“PBASE作为国内第一个并行数据库管理系统原型项目，实现了一个完整的高性能并行处理方案，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基于线索的并行操作算法、并行封装等关键技术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998年，这个项目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之后，我们又完成了PBASE/2，1998年国家教委再次主持了鉴定会。2000年，这个项目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颁奖词中说您“开展多种架构的并行数据库技术研究”，是否就是指这些项目？

我听说张效祥先生还夸奖您，一鸣惊人哩！

在颁奖词中，还特别提到产业化问题。“积极践行科研成果产业化，领导开发了金仓系列国产数据库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关键核心部门，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金仓”的寓意真好。您是怎样想到成立公司的？

王珊：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不光是技术问题，更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我们研究开发数据库系统软件数十年，就是想有一天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上。1999年，在CCF老专家们的鼓励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人大数据库团队的一批“学者”成立了“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在日本任教的杜小勇师弟毅然回国，领导数据库产业化工作；2002年，我的研究生任永杰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立即回北京，加入金仓公司开发国产数据库系统。

我们研发了多个面向应用领域的产品，如具有自主版权的嵌入式移动数据库系统“小金灵”，以及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KingbaseES。经过20多年艰苦奋斗，现在KingbaseES系列产品已在全国性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关键核心部门中得到了规模化应用。我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核心技术的创新与金仓数据库产业化”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说起成立公司，还要从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说起。当时我应邀访问马里兰大学时，参与了可扩展关系数据库XDB的开发工作，这个开发可以说奠定了我后来做系统研发的基础。我国当时没有自己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我在当访问学者期间，每天十多个小时的编码生活，很累，但也得到了很大启发。我发现：噢，书上讲的DBMS原理在实际系统中原来是这么对应、这么运行起来的呀！由于在开发中接触到了数据库核心技术，我觉得我们也能做。所以我在给袁校长的信里就说要做我们自己的数据库系统，只有这样，才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美国教授的自由度挺高，编程能力很强，不是纸上谈兵。我国对程序员的作用、地位的认识还有差距，希望慢慢改进。我后来带研究生做科研项目，要求他们一定要开发实际系统。有些学生毕业后出去说“当时跟着王老师，觉得挺难的，挺苦的，现在参加工作了，才觉得那个经历挺受用的。”对于写论文，我也要求我的学生基于系统去写。

在美国的那段经历，的确对您后来创办公司有很大启发。

王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不是理科而是工科，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数据库开发的目的还是在于应用，要从应用中来，到应用中去。

您这一路走来，非常扎实，令人敬佩。我听您的学生说，在他们心中，您是神一样的存在，现在不但是我国数据库领域的领军人物，更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呢！

王珊：CCF将这个大奖颁发给我，我非常感激。

张效祥先生等不少老专家也常常鼓励我，说：“王珊呐，我看你干得不错，你要去申请院士啊！你要去申请‘何梁何利奖’啊！”我摇摇头。只要干好工作就好。

许多人对中国人民大学有计算机系表示惊讶。殊不知，现在不光有信息学院、数学学院，还有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清华大学孙家广院士也曾经鼓励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数据库搞好，别人不知道人大有计算机系没关系，只要知道你们的数据库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就行。”

听说在那些年里您经常是实验楼里走得最晚的人，节假日也常常在工作，是什么支撑您数十年如一日，这么勤奋、这么忘我？

王珊：还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和老师的榜样吧。在北大学习时，物理系的许多老师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家，他们为人谦虚，作风务实，一直影响着我。后来到了人大，导师萨师煊教授品德高尚、学术严谨，更是我的榜样。

我特别想说一说我的恩师萨师煊先生²。正如梅宏院士在2022年12月27日纪念萨师煊先生诞辰100周年主题活动中所讲，萨先生的出身、求学、教学和科研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学数学出身，到一个文科大学担任数学教师，然后又进入经济信息管理领域，进而进入计算机学科的数据库领域。在计算机学科的人看来，经济信息管理只是一个应用领域，但萨先生敏锐地认为，数据库是支撑各类信息管理的核心技术系统，由“用”入“研”固然有萨先生深厚数学功底支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杰出的科学家不断开拓创新、探究未知、攻坚克难的精神；不满足于用，追求为“用”制“器”的思想；敢于无中生有，在困难环境中求变创业的情怀。正是这种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鞭策着我努力工作和学习。

您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王珊：当然有。有过许多难题。举个小例子，2009年，我女儿生了小孩，正在坐月子，我本来已经到了美国帮她，结果，公司打电话过来，说申报核高基项目要答辩。我是项目第一负责人，要参加答辩，没办法，只好回来。看着女儿哭得像个泪人，我很心疼，但想到工作，我还是回来了。好在最后我们申请到了核高基项目。

还有，在金仓公司成立后，国内软件市场生态环境十分艰苦，公司的发展十分困难，许多人对公司是否还要坚持数据库产品研发提出质疑。当你的工作被人误解时心情是郁闷难受的。还好，我们挺过来了。

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